第一编党组织的创立时期
（年5月—年7月）
第一章五四运动前后的安国社会状况
一、地理历史状况
地理状况安国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保定市南端。境东北与博野县为邻，西与定州相傍，西北与望都、清苑两县交界，西南与深泽县交界，东南与安平县接壤。城区北距北京公里，保定54公里，南距石家庄公里，东北距天津公里。东距博野县城15公里，西距定州县城35公里，西南距深泽县城37公里，东南距安平县城32公里，西北距望都县城40公里，北距清苑县城45公里。定（州）—河（间）、保（定）—衡（水）公路于县城交汇，穿境而过，安（国）—束（鹿）公路自县城向南纵贯县境南部，安（国）－望（都）公路自县城向北至界折西北直达望都。西距（北）京广（州）铁路37公里，东距（天）津浦（州）铁路公里。
历史状况安国县城具有余年悠久历史。据史料记载，夏、商、西周时代，曾为古冀州，系幽州所辖。春秋时期属鲜虞国（白狄支邑），后属中山国。战国时期为赵国疆域。公元前年汉武帝在此建制，因汉高祖时，系安国武侯王陵之封地，故此得名，是年建制安国县。晋国时期属博陵郡，至北齐被废之，并入博陵郡。公元年，隋开皇改为义丰县，所属博陵郡。公元年，因“契丹”入境，攻围久而不下，曾更名立节县，公元年复义丰县。公元年，因县境北部出祁水置祁州，辖无极、义丰、深泽诸县。公元年义丰县更名为蒲阴县。公元年，设蒲阴郡团练，蒲阴、鼓城、束鹿均为其属地。公元年，陷于金，复祁州，乃至清朝然依之。年国民政府，废州复县，易名祁州。复名安国县。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县面积平方公里，全县划分五个行政区。
二、政治经济状况
黑暗的军阀统治安国县地处河北中心，交通方便，河流纵横，物产丰富，药业发达，素有“千年药都”之誉，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也成为了大小军阀必争之地。
年，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民主要求，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替代。以冯国璋及曹琨、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凭借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作为后台，统治着直隶（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地。奉系张作霖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军阀，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争夺北京政权，频繁开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人民深受战争之苦。
河北省安国县属直隶统治区，大军阀曹琨为维护其统治，在政治上压制民主，在思想上大肆宣扬孔孟之道，禁止进步书刊，妄图以此禁锢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历任县知事依仗各系军阀的势力，与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沆瀣一气，鱼肉人民。地主豪绅则助纣为虐，勾结官府，横行乡里。县政府作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县最高权力机关，下设警察局，各区镇设警察所，村设正副村长，地主豪绅设民团。这些机关既是反动政府的政权支柱，也是地主豪绅欺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劳动人民常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送官问罪，蹲监坐牢。在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下，安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阶级的欺凌压榨，灾难更加深重了。
落后的农业经济安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历史上的安国并非大面积良田沃土，而是沙碱连片，不毛之地甚多。“种一葫芦打一瓢”不为鲜见，旱涝无常，虫害肆虐，加之境内战乱不断，人民备受其扰，灾害兵燹之外，统治阶级的残酷盘剥，更使农民如牛重负，度日艰辛。民国初地主占有土地多者人均达亩，其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清王朝的皇亲贵族，成为新的地主，他们依仗政治和军事力量，占据着大量土地，广大农民却土地甚微，“恒产毫无藉劳力以营生者，比比也”，“布衣粗粒以生活，土室茅檐弥漫村落”，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不得不靠租地、借贷和当长工勉强维持生计。地主阶级不断加强对农民地租的剥削，反动的统治阶层为支持战争，横征暴敛，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常常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一遇灾年就逃荒要饭，致使安国农业的发展相当缓慢。
繁荣的药业经济安国业农者占十之八九，之后随药业繁盛，弃农经商和从事手工业者渐多，随之药业成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行业，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安国县崛起为中国北方驰名的商业重镇。据乾隆20年进士刁显租所修《祁州志》，描绘安国经济繁荣景象：“年年两会，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药材极山海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至清中叶，逐渐形成全国各地药商组成的“十三帮”和本地药商及药市服务行业组成的“五大会”，安国成为全国的药业贸易中心。清末民初，安国药业达到鼎盛。民国初期，仅南关药市就有本地药材商号余家，外地商户余家。年，全县共有商户家，从业人员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4%，商业和加工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饮誉全国的商号就有南关卜家药行、崔家药行、大有恒药材庄、舍二村张家的万盛魁、许源长药材庄、段村张家和北马村王家开设的拆货棚，成为安国经济商业繁荣的一大特色。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之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倾轧和盘剥，严重阻碍着安国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反动当局为了弥补财政开支不足，充塞自己的腰包，向人民敲诈勒索兵款、战费，巧立各种名目。时境内杂税杂捐主要有过境税、落地税、村捐、车船捐、房铺捐、屠户捐等30多种。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征税附加的各项事业经费杂税，乡保更是巧立名目，任意征收，逢遇战时，便以武力抢粮抓丁，甚至预征若干年以后的钱粮。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安国的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受到了极大摧残，药商经营也是朝不保夕，繁荣的商业经济也带有很大的虚伪性。一方面是地主豪绅达官贵人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另一面是广大人民啼饥号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鲜明反差的真实生活写照。
三、文化教育与新文化的传播
深厚的教育底蕴清末秀才南关李德三，人品高尚，思想开明，他反对科举制度，大力提倡兴办新学堂，造就新人才，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得到本地绅士崔老致、卜继宾（药业商会副会长）、舍二村张子榕、城内郝老恒（均是药业商会委员）大力支持，各地兴起办学热潮。民国初年，安国县境内即有城内第一高级小学、安国县南关第二高级小学、张乡第三高级小学、伍仁桥第四高级小学校、石佛镇第五高级小学校等多所小学。教学课程有语文、算术、中外史地、自然、英语、音乐、手工、图画、体操等十余种。
安国县师范学校建于年8月，在县城内明伦堂创建祁州初级师范学堂，年奉裁。
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年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时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学，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极积支持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年6月以后，代表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背离历史发展的方向；另一派以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勇敢的担当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从而使我国教育改革事业顺应历史发展，冲破种种阻力向前大跨一步，根除了贡院制，提倡新文化，全国兴起了建立小学、高小、中学的教育风潮，安国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
年春，仵庸调任安国知县，目睹私塾反胜新学的状况，决计拆寺庙建校舍。为实现“拆庙兴学”之举，他召集热心教育的士绅，沟通思想，取得支持后，遂布告全县，下令没收庙产改建学校。布告发出，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一些把持村政的顽固地主挟持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县政府请愿，提出“学校可建，庙不可拆”，经多方解释、劝导，竟至无效。为使拆庙兴学得以进行，仵庸组织县府及劝学所工作人员，下乡催办，责令各乡巡警局积极配合，严惩滋事者。局面逐渐打开，各村普遍行动起来，对寺庙宏敞，庙宇完好的，拆除神像改为教室，以僧房或礼器库作教员宿舍和办公室，第二年春在小学生增多的前提下，又着手规划建立高等小学，先在县城东北角辟址建安国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拆除城隍庙，建女子高等小学校。仵庸对高等小学校董、教员的委任必亲自过问，每至一村督导公务必亲临学校听课，考察教师的业务能力，每年两次的全县会考，必亲自参加阅卷，主持发奖。为推动女学发展，仵庸让夫人在女子高小任针黹课，不取报酬。随之安国城关和较大的村庄利用本地寺庙改做学校，聘请教师办教育之风盛兴一时，即所谓“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大寺修学堂”。
年，全县高小学生达人，初小学生达人。年于讲习所旧址建师范传习所，第二年改为师范讲习所，到年前，全县共设6个完小，一个职业学校和一个师范学校。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民国初年女子教育也异军突起，相继兴办了安国城内女子完小和奉伯村女子小学。另外，受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李胜五在北王买村筹建了安国县乙种实业学校。全县各学校每年毕业学生中约余人升入中学、师范及大专院校。
新文化在安国的渗透和人民的觉醒为铲除沿袭数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年，安国全面推行剪辫放足。县政府责成巡警局专司其事，人手一把剪刀，分赴辖区各村挨门挨户剪除男性发辫，对拒绝剪辫者，县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剪除，经半年多努力，男子长辫尽除。
辛亥革命后，全国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安国每年走向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有几百人，特别是进入保定中等学校的学生最多。保定清代保留下来的男女师范、直隶六中、育德、甲种工业学校外，又新增了同仁、志存、景仁、培德、民生、达仁等中等学校。众多的高等学堂集中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之保定距平津较近，文化生活等方面多受其影响，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就已波及保定；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在各学校蓬勃兴起，宣传科学、民主的新思潮广为传播，丰厚的文化教育土壤，哺育了众多的爱国志士。安国的一些在外读书的进步学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一部分先进分子在社会实践中率先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并成为地方党组织创建的先驱者。
从年至年的18年间，全安国县在保定中等学校就读的青年学生达人之多，有的就读假期间或毕业后，回到家乡向学生、工农大众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并组织他们评论时局，揭露时弊，寻求救国、救民和自救的真理。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县内劳苦大众日渐觉醒，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早期党组织建立的基础和早期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
一些在校任教的进步青年教师，利用教育这块阵地，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等方面的启蒙教育。北段村高小校长李兆熊（龙王店人）、大五女高小校长唐朴农、南关高小校长靳子兰、女子学校校长靳清润、高业小学教师宋鑫泉、张俊卿（女）、张家营高小教师李佛光以及安敬五、刘吉年（又名刘迪刚）、李树仁、吴金波、解凤翔、城内一高教师藏伯平等，他们以教师的合法身份，利用教学之便，向学生讲述国内外形势，倡导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灌输革命道理，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随着新文化、新思想传播的不断深入，广大民众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较大转变。残酷的阶级压迫，沉重的赋税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军阀混战，使县内广大民众如牛负重，度日艰辛，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穷困农民自动组织起来，同地主、恶霸展开斗争，他们抢麦、抢秋，放火烧掉地主的不义之财，在地主门口贴“门头贴”等方式，与地主老财分庭抗争。这些斗争体现出安国人民反对压迫、争取自由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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