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去与留
3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通报，包括大同、洛阳等几座城市被点名批评。《通报》里的话说的“很重”，这几座城市被指“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如果限期整改仍未达标，将提请国务院取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4月8日，央视《新闻1+1》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就摘牌》为题，将目光聚焦山东聊城、山西大同等5个被通报的古城。根据要求，5个被通报城市要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及时落实整改措施，并于5月31日前上报整改情况。整改不到位，将撤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4月4日，山西省大同市政府第31次常务会上提到，要按照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要求，对名城保护不力工作立行立改，邀请专家指导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整改到位。
大同是山西第二大城市，在年公布的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作为“山西唯一”光荣上榜。
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分别是：
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西安、延安、遵义、昆明、大理、拉萨。
这一荣誉保持了30多年，但在年3月14日的通报名单上，大同却赫然在列。
耿彦波隐退之后，大同古城遭遇最严厉官方批评
北青深一度/杨宝璐
（大同古城墙北门——中国雕塑博物馆）
在大同古城改造进行十多年后，正遭受着来自官方最严厉的质疑批评。
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下称《通报》）。大同、洛阳、韩城、哈尔滨等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因“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而受到通报批评，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相较于其他几座遭遇批评的城市，人们在谈起大同时，仍然习惯将这里的改变与曾经的“明星市长”耿彦波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大同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建。
在深一度记者采访时，有文物专家提出批评，耿彦波对于大同古城的改造，违背了文保工作“修旧如旧”的原则，过于“理想化”。有当地官员则表示，古城改造之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而站在大同民众的角度，则认为在改造工程推进之后，民生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之上，对于一座古城的文保开发，学者、官员和民众的观点，矛盾的交织在了一起。
（耿彦波）
3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通报，包括大同、洛阳等几座城市被点名批评。《通报》里的话说的“很重”，这几座城市被指“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如果限期整改仍未达标，将提请国务院取消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据媒体报道，这则通报的背景是，自年到年，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评估检查。此次检查，由各省上报各自历史文化名城情况，再在每个省选一两个城市抽查。《通报》中具体到大同的问题是，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一方面是历史文化名城面临“摘帽”的可能，这是史无前例的严厉警告；另一方面，耿彦波的名字也被再次提起，作为曾经的“明星市长”，他努力在大同构建起的这座“古城”，再次遭遇了严重的质疑。
时间回到年2月，耿彦波来到大同，当时这座“煤都”正面临着煤炭资源枯竭和环境严重破坏的双重挑战。大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耿彦波试图让这座资源枯竭的城市找到转型的突破口，他提出了“一轴双城”的设想，以御河为中线，西边建旧城，东边成新区。将大同城内残破的古城墙修复，并拆除城内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区，建设成复古建筑群。
这一巨大的工程计划投资亿，拆迁约10万户，其中，当时大同最繁华的商业街大西街、大同重点中学大同一中，以及城区占地面积最大的景点华严寺均在老城改造范围之内。
“大同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在后来那部让他声名鹊起的纪录片《中国市长》中，耿彦波这样阐述他的造城意义。
（古建修复现场的耿市长）
年3月，耿彦波担任灵石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刚一上任，这位36岁的年轻官员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五千万修葺王家大院，而当时，灵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一个亿。
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灵石，有人把耿彦波称为“疯子”，县里不少领导也反对此举。但耿彦波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他还把自己写的那本《王家大院》带在身边，每次外出都要发放宣传。
一位山西古建所的专家告诉深一度记者，年，第七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在太原举行，全国各地甚至外国的专家都汇聚于此，开会期间，灵石宣传部部长主动来太原，邀请专家们去王家大院参观。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名声鹊起，跟我们这个会议很有关系。”这位古建专家回忆道。“在我看来王家大院是耿彦波最成功的项目，那才叫原汁原味，基本上没动。”
后来这位专家又参与了灵石县另一项目规划设计，他也第一次见到了耿彦波本人。“当时是半夜12点，我们都睡下了，城建的人找来了，说耿县长找你们看方案。”
到后来耿彦波调任榆次，这位专家又与耿彦波有过一次相遇，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耿彦波的腰已经弯成了九十度，“他就弯成这样跟我说话，没过多久就去北京做手术去了。”
耿彦波从不讳言自己对文化古建的热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传统文化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保护文物是他的使命。而且以一个官员的身份，他也认为，文物有价值，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是可以共享的。
（古城内修复后的纯阳宫）
造假了吗？
3月5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的通报批评中，大同被指出的问题是，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
在大同的改造过程中，老城片区由古城、铁西，十里河、城南四个城市组团构成，古城就依托于城建而形成，城墙总周长为．7米，城墙里面是两块历史文化街区，即广府角历史文化街区和鼓楼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在这其中，不乏仿古形式的商店和民宿。
但有专家指出，这些新建的民宿并不是大同雁北地区的房屋样式，而是仿照晋南榆次那边的类型。具体差别就是雁北地区房屋都比较矮，但是晋南的房屋挑得很高。
在拆迁的过程中，有一些呼声，要求保留当地名人的故居。大同曾有一位彭姓名医，从民国时期到解放后，在雁北地区颇为有名。文革时期，他的大宅大多分给了别人，只有一处作为妻儿住处留存。在年古城重建时，这位名医的儿子专门给政府递交了材料，希望父亲的故居能以当地文化历史名人故居保留，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像我父亲这种级别的人太多了，政府顾不过来，就很客气地收了材料，但还是拆了。”
“只能说他是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你看别人谁这么干？”这位曾在大同市文物局任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重修大同古城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实际操作上的难题，但没有人敢当面提出。在耿彦波的设想里，曾经想恢复古城外护城河“河中有水，水上行舟”的景象，修建一条渠，引来活水，最后引到当地的桑干河去。但这对于缺水的大同来讲，工程量是巨大的，在实际测量中才发现，古城的东南角比西北角高了20米，想要流动，就先得“填坑”，最后，这个设想不了了之。
“哪里烂了就保护住，让它不要再继续烂下去，不会把塌了的东西补起来，再做旧。”一位古建专家介绍道，文物保护的工作原则是“修旧如旧，具体到城墙的修建，一般是在原墙体的基础上包一面，但耿彦波要求将旧城墙完全包在新城墙里。
对于城墙的修复，耿彦波有自己的理论，他曾说：“就是现在新修的城墙，几百年后也是文物”。这引起很多文物专家的争论，“造假文物”的名号也因此而来。
前述山西古建所专家说，学界与大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很难统一，“站在我们的角度讲，肯定是不能这么做的。站在弘扬中国文化这个角度讲，不能说他合理不合理，专家可能不认可，但老百姓喜欢这个东西。”
在两部委的通报批评发出后，反对的声音同时出现，有人指出，“修旧如旧原则“如何操作，有什么标准？没有实施细则，法规落实起来就是空的。以大同这样的条件，如果还不改变城市的整体面貌和营商环境，很难吸引外来投资。
变化的口碑
“作为大同人，从小住的小区里就有一段两三米高的土垛子，这就是古城墙遗址。谁会来看这种东西？不拆真建假，旅游业根本没法发展。”
这是在大同被通报批评后，一条新闻下的评论，也代表了不少大同本地人的支持。但在耿彦波大拆大建之处，这样来自民间的支持并不多见
年3月，耿彦波调任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即将离开灵石。彼时，“王家大院”在拉动当地经济上的作用还未显现，拆迁时则留有一些“积怨”。有人在灵石的天石新城放了三个花圈，意作为耿彦波送行。
坊间传闻，当时有干部跟他说了这件事，耿彦波吩咐不要声张，“这总不是个体面的事，捂住算了”。
“送花圈”的传言也跟着耿彦波来到了大同，还有另一种后被证伪的传言出现，耿彦波的一条腿曾被黑社会打断，“老耿放话，准备着把另一条腿留在大同，也要拆。”
耿彦波确实坚持了对大同老城的拆迁改造，在观望了一阵之后，大部分市民选择了配合拆迁，先拆后给房，按照一比一的面积给安置房，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多给二十平米。这对于一些想要改善住房面积的市民而言并不吃亏，而反对者们则多认为这是“掏空家底换新房”，最后也大多选择了妥协。
年年初，大同惠民西城小区的居民集资给耿彦波买鞋，据报道称，每个居民出一块钱，“别人给市长送钱送礼，我们给市长送皮鞋。”惠民西城是安置小区，很多平房拆迁户都选择了这里，低成本以旧换新住房，让他获得了不少平房住户的支持。一位住户给记者指点，一般来讲，平房住户大多住进了多层，而当时的楼房住户则多选择了住房升级，住进了高层电梯房。
耿彦波的民声口碑在悄然改变，人们对他的称呼从“耿拆拆”、“耿指倒”，逐渐变成了“耿市长”、“耿黄牛”。
塔寺街社区是大同第一个开拆的社区，该地以前属于代王府的封地，周围有很多寺庙文物、古代建筑，但保护的并不理想，只有一座白塔保存相对完整。文物部门能力有限，便把职工家属院安排在了白塔这一带的平房里，以这样的形式进行保护。
（法华寺白塔）
塔寺街社区穆姓主任回忆，拆迁过程中，她的上级街道办领导就经常能接触到耿彦波，“老耿走了以后，市长再来视察，陪同的就是区长了，不会有基层人员直接向市长汇报了。
除此之外，耿彦波也在努力调动起大同人对故乡的更多心理认同。年前后，由大同两个实业家牵头当导演，耿彦波做监制，拍摄了一部反映大同风土人情以及古城重建的电影《塞外有家》。电影里，一个年轻人通过学习建筑文化，了解了奶奶故乡大同的历史。
电影本身的水准一般，但起到的效果很好,在外读书的大同学生，在网络上大量转发这部电影，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也“不可思议”的超过了8分。
纷争
年2月3日，《大同日报》头版刊发山西省委组织部“干部考察公示”，“确定耿彦波同志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四天之后，耿彦波接到调令，担任太原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市长的突然调任，让尚未收到工程款和尚未搬到新房的市民们心里没底，此后正月初三到初十，连续7天，大量大同市民打着横幅游行，甚至下跪，以表对耿彦波的挽留之情。
履新之后，耿彦波继续着自己对于文保工程的执着。他在太原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宣布了启动明太原县城保护复兴工程。
耿彦波曾特意表态，要在保护的基础上修缮，而不是文物造假。但这一次，争议声仍然存在。
位于太原西南方向的太山龙泉寺，作为文物景区重点工程，也在修复范围之内。年，太山龙泉寺文物修复工程，主要包括唐舍利塔、东坪新寺和望都阁的复建，据知情人介绍，修复重点并非龙泉寺原址，而是在距离原寺多个台阶的东坪上另修了一组建筑，前前后后占地约40亩，与龙泉寺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景区。像在大同一样，耿彦波也时常来到龙泉寺现场办公，据参与龙泉寺工程的人士称，最多时，他一星期就去现场两次，从佛像的颜色，到台阶的数量，他均有要求。
寺庙方人员告诉记者，虽然不是修缮主体，但庙里的工作人员也被市长骂过。年时，耿彦波要求寺庙里的几扇窗户改刷为绿色。“第一次说了没听，第二次看你没改就发脾气了。”工作人员说，但实际上，龙泉寺的主体建筑保存比较完整，并没有绿色的窗户，他们也不理解为何要将窗户换个颜色。“他就想一出是一出，要想起来就发脾气，想不起来也就忘了。”
“东坪那边完全就是新建的，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文物保护一说。”寺院方人士称，龙泉寺现存的建筑是明清时期式样的，且规模不大，“就是几十二十来间房子，两个大殿，观音阁在上面，面积很小，神像也不大。”但修缮工程则要恢复其“盛唐气象”——“它又不是平地上的，是在山里，依山傍水，干嘛非得弄个建筑群？宫殿式建筑群那都是在平原上。非得仿敦煌式的就好？”
龙泉寺在太山上，需要用机器接力运送材料上山，工程量巨大，年底，修复工程主体基本完工，交给了太原一家公司去运营。这也令寺院方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适当的商业化可以存在，但青龙古镇的开发，破话了整体的佛教氛围。“吸引了一堆卖小吃的，这是我们非常反对的，我们这儿要做的是山水风光和清净，而不是过度商业化。
在另一边，耿彦波离开后的大同，古城改造工程也在持续而缓慢的推进中。据媒体报道，耿彦波曾经力推的项工程一度被叫停，直到年8月，张吉福调任大同市委书记，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态度决不含糊，古城修复决不能形成烂尾工程。”
在至年，大同古城4面城墙中，东、南、北城墙先后完工，仅剩西城墙还在建设。年之后，西城墙曾长时间停工，成了大同市中心醒目的“烂尾工程”。直到年3月才再次开工，并于当年合龙。
如今对于大同改造的批评再次出现，耿彦波也在年初卸任太原市长，各方人士仍然很难统一对他“造城”方式的看法。
“不能有意见，一有意见，就说你能干不能干，不能干让别人干。”一位曾在大同做拆迁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也曾挨过耿彦波的骂，“他是个实干的人不假，老百姓觉得他好，负责任，啥都对。但不能他啥都专业，别人就都不对，不可能这样吧？”
“不能说他急功近利，他是真想做点事，不然谁挨上骂、受上罪干这种活？”曾与他数次交集的古建所专家告诉记者，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其实矛盾还是比较大的。文物部门曾一度属于最末流的部门，年前后，全省地方文物保护经费一共就几百万，经费多的地方，加起来也不过千万。“好多地方的文管所只有一个人看庙”。
“他是个有眼光的人，能看出来这些东西的价值。”这位专家说。
大同一位本地官员则表示，继任者认同耿彦波之前“文化立市”的思路，大同也的确在文化旅游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大同正月灯展逐渐形成惯例，每到春节前后，大批内蒙、晋南等地的旅客也纷纷涌向晋北。“安保之类的支出要增加，但的确这几年略有盈余。”
在被通报批评后，无论大同政府还是耿彦波本人，都尚未对此有过公开表态。只有一篇言辞激烈的网文《坚定不移地把握大同发展的大趋势》出现，称大同近10多年的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及合理利用工作面临全面否定，整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发展将何去何从？这成为摆在多万市民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下绣花功夫
光明日报/邱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要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有座历史文化名城。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和发展中重焕生机与魅力，另一些却由于“大拆大建”“搞房地产开发”“拆真建假”而遭到毁灭性破坏，致使名城历史文化价值蒙受无可挽回的损失。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对山东省聊城市、山西省大同市、河南省洛阳市、陕西省韩城市、黑龙江省哈尔滨5个城市因保护工作不力致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予以通报批评。对于承载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历史文化名城，究竟应怎样认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处理好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
不能拆真文物建假古董
一提到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就会自然而然想到其中一定保存着丰富的文物，拥有着成片的历史建筑，或是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漫长过程，留下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藏着一幕历史往事、一段动人记忆。”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中枢介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遍及全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传统历史文化载体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但经受着历代风雨的侵蚀，而且有些遭到人为的破坏和摧毁。
年至年，住建部联合国家文物局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开展评估检查。通过评估检查发现，5个城市在保护工作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山东省聊城市在古城内大拆大建、大搞房地产开发，山西省大同市、河南省洛阳市在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陕西省韩城市破坏古城山水环境格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搬空历史文化街区居民后长期闲置不管。
“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对真正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遗存不上心，疏于保护甚至随意拆除，为建设让路，但与此同时又不惜筹措巨资打造‘古镇’‘古城’。这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凸显出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少地方存在政绩观不端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过度依赖商业化运作，追求短期效益等只重眼前利益、不看长期发展的错误倾向。”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宋晓龙表示。
“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建筑都是饱含历史信息的资源，是历史的‘活化石’，对待历史文化遗存，要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有的历史城区中不恰当地拓宽马路，突破规划的控制高度，破坏古城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使城市失去个性，失去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应有品质。一些地方仍热衷于造假古董，搞仿古一条街，不惜拆掉真文物、真街区，还错把这当成名城保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张广汉表示。
要保持古城的文化底蕴
为什么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究竟要保护什么？这是在探索怎么保护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国古代城市常常遵循传统规划理念，至今，一些古城依然保持了传统城市格局。”在张广汉看来，秉承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至关重要。“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是要延续空间的连续性，让城市在传统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有机生长，呈现从过去到现在的历时状态，同时保持其文化特色。一个地方的特性只有通过真实的、深层的和自然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而不是靠简单的‘打造’，就能生发出一座具有历史韵味的古城。古城的风貌，需要有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作为支柱，这个风貌在历史、空间维度上的呈现是今时今日无法再造的。”
一个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中之重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城区的真实性。
“这个真实性除了所在地区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之外，还包括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传统文化等。不同位置、不同类型历史信息的含量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根据其含量决定其利用的强度，以此减少对固有历史信息的破坏。”在张广汉看来，现在大行其道的“古街再造”只强调了经济效益、旅游效益，并非保护的初衷。“现在一些古城中成片拆除、全迁居民另建仿古街，这既不是名城保护，也不是棚户区改造的正确方法，既丢了人气，文化传承也无从说起。”
“不可否认，也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开展名城保护工作的出发点是解决民生问题、提升环境品质、增强城市活力，但由于发展和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对历史遗存真实性的保护意识不足，认识水平不够高，过于追求政绩、急于求成，个别名城在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难以补救的遗憾。”宋晓龙指出。
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一个突出难点是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保护与发展孰先孰后直接关系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际成效。主张保护优先的一派强调城市历史文化的存续以及遗产本身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另一派则坚持发展第一的观点，认为保护应让位于发展，片面追求城市的经济目标和短期利益的获得。”宋晓龙指出，“在唯GDP的思想倾向下，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发展重于保护的思想。遗产集中的地区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地段，商业价值较高，在行政和资本的合力下，大规模的旧城建设开发给名城保护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是历史城区，而历史城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还是依赖土地财政的话，必然导致开发建设性破坏的发生。”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认为，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暴露出的问题，实际是保护理念出现偏差，一些地方在高调“保护”的背后，往往都有其他利益诉求在主导行事，如房地产开发、商业开发、旅游开发等等。
“当下评论历史街区的成败，往往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商业效益，看重商业价值。虽然城市发展需要旅游业，但不能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混为一谈。平地起家带来的商业繁荣、旅游兴旺无可厚非，但不要毁了真的历史文化街区、真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张广汉说。
坚守“保护优先”的基本底线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才能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在城市建设中进行文化遗产保护，需绣花一般的精细功夫。这不仅考验着各方智慧，更决定着城市的未来。
“事实证明，如果不将历史文化名城放在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必然会对名城保护不利，甚至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张松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依法保护，迫在眉睫。据了解，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法律制度相对滞后，主要是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对应的全国性法律、法规不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和利用体系没有明确规定，对加强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还存在一些空白，对地方政府履行主体责任、相关部门履行保护责任的要求不够具体和明确，要在保护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
对此，宋晓龙建议，要抓紧健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配套法规，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鼓励政策，严格依法进行保护、利用和管理。“只有抓紧建立健全法律制度，让法律的利剑高悬，才能真正震慑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避免让历史文化名城沦为‘历史’。
“要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张松呼吁，各地要把行动真正落实到“保护优先”的基本底线上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和整体保护，将社会民生改善与地方活力复兴和城市文化发展整合起来，真正关心居民的真实需求，同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名城保护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要下大力气提升公众参与名城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宋晓龙认为，要鼓励公众参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通过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普及教育计划，采用各种形式对市民进行名城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市民的保护意识。同时，积极扶持相关民间组织，这些第三方组织可以提供支援与补充，有力发动企业、社区组织、社会团体，提升历史遗产活化的活力与动力，促进历史遗产活化利用的市场化与规范化。
历史文化名城不能变成“历史文化伤城”
光明日报/李思辉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通报批评了保护不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聊城、山西大同、河南洛阳、陕西韩城、黑龙江哈尔滨等榜上有名。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脉，在很多地方留有厚重印记。我国的百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多是一些文化底蕴深厚，因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而青史留名的城市，它们代表的是中华历史文化最为厚重的部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摘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创城”热情高涨，等到帽子戴稳当了，心态却发生了变化，有的不惜破坏文物古迹牟利，令人痛心不已。
在古城内大拆大建、大搞房地产开发，拆真建假，破坏古城山水环境格局，搬空历史文化街区居民后长期闲置不管，类似人为掣肘历史文化保护，人为破坏文物古迹的做法，与历史文化名城的光鲜头衔形成强烈冲突。哪怕上述问题在各自城市里只是局部存在，也理当令城市管理者面红耳赤、羞愧不已。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家层面的珍贵荣誉，荣誉背后寄予的是展示文化、引领保护的期许。历史文化名城如果不能给世人打开一扇观察中国厚重历史文化的窗口，给各地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树立一个标杆，就有失职之嫌。倘若还做了恶的示范，起了坏的作用，则事与愿违。
一些人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誉看成“虚头巴脑的东西”，认为拆文物、卖土地更实际，一次次大干快上，毁灭历史文化的物质记忆。对类似行为，说急功近利恐怕是轻了。有关部门加强检查监督，通报批评保护不力的城市，给一些人敲响了重鼓。响鼓重槌，理当深刻反思、切实整改到位。否则，就应该按规定启动退出机制，捍卫制度的严肃性。大手一挥，在唐砖汉瓦上刷出个“拆”字，容易；拆除文物后再要给后人一个文化上的交代却很难，能否担得起这个千秋罪过，有关领导干部需要掂量清楚。
强调保护历史文化并不等于不要发展经济。保护好历史文化，提升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实力，充实的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后劲，带来的是源源不竭的长远利益。时下，也有一些地方把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誉视作“鸡肋”，当成“包袱”，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公益性资金，特别是旧城风貌保护、老旧房屋修缮、市政设施改善、人口有效疏解等资金需求量巨大。地方政府投入的历史文化保护资金与保护工作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有的地方是有心无力。
加大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保护历史文化，是缓解一些地方的“炊米之忧”，遏制急功近利冲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地方自觉，加之政策给力，历史文化保护才能实打实，历史文化名城才不会沦为“历史文化伤城”。
聊城、大同、洛阳等被通报，谁将摘下“历史文化名城”帽子？
南方周末/杨凯奇唐一鑫
常出现于《水浒传》《金瓶梅》等典籍中的山东聊城古城，正被“改造”得越来越新。
一组谷歌地球图片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城的十年大变样：年，古城街巷纵横，保持旧有格局；年，一片废墟，几乎只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光岳楼等几处完好的建筑；年，废墟上挤满了崭新的仿古别墅。
“古城里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全毁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曾筹划和主持了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曹昌智非常惋惜。他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探索，作为聊城市的专家顾问，年专门给聊城市领导写过劝阻信，也没能扭转。
如今，古城“拆真建假”终于被通报批评。年3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部分保护不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通报》。聊城和其他四座历史文化名城——大同、洛阳、韩城、哈尔滨一起，因“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而受到通报批评，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通报的背景是，-年，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评估检查。此次检查，由各省上报各自历史文化名城情况，再在每个省选一两个城市抽查。
此次通报警告，对于整改不到位的城市，住建部、国家文物局将提请国务院撤销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年起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目前，中国共有座。
“去过聊城的很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纷纷议论，一任领导毁了一座古城，像这样怎么得了！早该摘掉聊城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帽子了。”曹昌智认为通报非常及时。
如果有城市被“摘帽子”，这将是中国第一次取消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必将引发警示和震动。
聊城问题最严重，大同最受